此时，人们一度认为，唐被杀是日本人遭到拒绝后的举动。后来，台湾地区《中外杂志》所载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回忆录中说：“因唐已定意做汉奸，故予处决。”这就是著名的“必杀论”。唐绍仪的意外死亡一度成为讨论热点，沈醉先生也曾发表意见，认同刺唐是军统奉命行事，但称这是“误杀”，是“晚节未失，惨遭错杀”。
但有大量细节表明，唐绍仪对于以什么方式重登政坛，有自己的考虑。1938年3月，广州抗敌后援会致电唐绍仪，请其脱离恶势力包围，从速南归。3月12日，上海《文汇报》刊登了《上海市民函唐绍仪》的公开信，信中恳切劝告，希望唐绍仪“与国人共争民族的独立自主”。3月19日，广州市各界人士和社团再度电催唐绍仪南归，电文说“请公善保晚节，否则自堕名誉，遗臭万年”，并且汇去了旅费两万元。对于这些明确、热情的民意，唐绍仪置之不理，连旅费也没有收。
更令人感到惊愕的是，日本人一手成立的南京伪维新政府中，二号人物竟然是唐绍仪的老部下温宗尧。温宗尧曾经一直紧密追随唐绍仪，可谓嫡系。温宗尧执掌维新政府，唐绍仪难脱干系。南京伪维新政府的伪立法院的院长居然来自“唐系”，这不能不引起当时重庆方面的猜疑。
国民政府进行了继续试探，承诺唐绍仪若能先到武汉，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。为了争取唐绍仪，国府做工作很细致，他们甚至动员了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唐绍仪，劝他赴港居住。面对这些规劝，唐绍仪回答得很倜傥：“请诸位朋友放心，我唐某宁做亡国奴，不去当汉奸。若有机会，一定去港。”但又苍白地推辞说，“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后便动身”。话是如此说，这位已经七十六岁却不断有众多“家事”的老人迟迟未见动静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这显然说明其正在去留未定的焦虑中。国民政府的选择不多了。不久，戴笠便发出了刺杀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