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“矫情”，这种一定要鱼和熊掌兼得的心理，成其信奉不渝的宗旨。拿官方的褒扬，得民间的赞同；有“下里巴人”的热烈拥趸，获“阳春白雪”的清名令誉；银子大大进账，职位步步高升，佳人许以芳心，乡党视为英雄，放屁有人叫好，记者紧追行踪，小头梳得锃亮，警车开道护行。于是，能得，必得，能多得，绝不少得，甚至连不该得的，也要得。我每当碰到这类文学上的抖起来的大人物，总觉得他身后有一个影影绰绰的死魂灵跟随，细看那张面孔，一下子认不出是谁，但那顶毡帽，似曾相识，啊，原来这些同行全部的快乐与悲哀，和未庄的那位阿Q先生如出一辙，大有如影随形般的相似之感。
这就让我奇怪了，然而，似乎又并不值得奇怪，我记得美国作家埃德加·斯诺在其《走向起点的旅行》一书中，提到他三十年代在上海对鲁迅的一次访问。他问过：“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？”
鲁迅大笑道：“更坏，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。”
尽管他说的是三十年代的社会状况，时过境迁，21世纪已经到来，谁能担保再没有人做着阿Q在土谷祠里的梦，幻想鱼和熊掌兼得的胜利、满足、开心。因此，那些同行，在谢幕时的不自在的背后，是有一个阿Q的影子在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