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皇室是推倒了，皇帝是没有了；我们只说政治的主权在民众，现在是民权时代了。可是就实际言，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，那能立地真来操纵这政权呢？孙中山先生说：“此四亿五千万人都是刘阿斗。”这话再正确没有。因此他主张在政治上的“权”和“能”要分开。孙先生不是读死书的人，他这几句话，并不由任何西方抄袭来；他真是深识远虑，确有他所见。政府是该属于民众的；但不是，也不能，定要全体民众直接来掌握此政权。理论上，国家政权当然在民众，该以民众大家的意见为意见。但民众意见终是句空话。如何来表达出此民众的意见呢？今天中国多数民众，尚赖政府来注意教育和领导，他们那有办法来过问政治？然而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重心。即如目前的日本，他们把历史上的传统中心皇帝尊严摇动了，急切间社会也会发生摇动的。他们拿什么东西来填补，来维系？这在他们也将成为一问题。中国也会碰到这问题的，而且早已碰到了。
我将最后申说一点。中国之将来，如何把社会、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，使人才能自由发展，这是最关紧要的。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。重要的不在推倒，在建立。我们说，我们要建立法治。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，层次之多，承转之繁，使人一跑进这圈套，就无法得转身。再加上“民主”二字，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；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。照目前情形，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，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。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，其实不够的不在法，而在才。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，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。一个时代，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，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。人才无可表现，于是有大乱。若专用法制来束缚人，使人人不获尽其才，则必将会酿乱。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，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，来创新法，运新才，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。